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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1-01-21 01:59:19 阅读: 来源:电子尺厂家

【娱乐观】张艺谋张伟平:时代的劫与缘

腾讯娱乐专稿(文/韩松落)

著名作家周晓枫写的张艺谋传记《宿命:孤独张艺谋》即将出版,这本书讲述了张艺谋的人生故事,也披露了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恩恩怨怨,媒体把这些恩怨,概括为“十宗罪”。著名作家、编剧史航这样评价这本书:“这本书,该读,比读十部古龙小说都管用。真的,让你知道,什么是人心,什么是阴险,人心可以多阴,世道可以多险。书还没发行,先读这篇文章也可以,简明扼要,十宗罪,每一宗都等着张伟平先生跟帖辩白。”

那“十宗罪”,的确触目惊心,但对一个局外人、一个普通观众来说,真正的罪过在这十宗之外:他们的合作,让张艺谋的创作发生变轨——一个拍过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菊豆》《秋菊打官司》《活着》的艺术家,转头去拍古装武侠片。

如果把张艺谋和张伟平合作后的重要事件简化描述,大致是这样的: 1989年,张艺谋和张伟平在一次聚会上认识,从此成为好友;1995年,张艺谋开始和张伟平合作,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《有话好好说》;1997年,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成立,张伟平任董事长,张艺谋任艺术总监;2001年,《英雄》上映;2011年,《金陵十三钗》上映;2012年中,分手传言开始流传,至此,两人相识23年,合作17年。

如果没有最后的分手,这23年的相处,留下的就会是一个完美的关于友谊的传奇:张艺谋处于事业低潮,张伟平投资让他拍电影,张伟平看上衣服舍不得买,张艺谋默默买下送到酒店。张艺谋新片一出,张伟平必然担当那个彪悍的角色,炮轰影评人乃至影业大佬,张伟平批评张艺谋“矫枉过正,太重视讲故事了,商业元素不够”,张艺谋也默默接下。和新画面有过多次合作的麦特的老总陈砺志说:“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制片人为了一个导演能做那么多的事情,这个事情超出了电影本身,他替一个导演解决了创作之外的任何问题,而且他总是能做到。”

要知道,尽管杜拉斯宣称“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业”,事实上,没有哪一种创作是真正孤独的,都需要支持,哪怕只是一个聆听构想的人。电影人需要的支持就更多,在1980年代,这种支持来自当时的文化环境,张艺谋曾说:“第五代集体成才,是赶上了厚积薄发的大环境。一个民族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化生活之后,有了反思,有了不同的价值冲击。就算存在五部过硬作品(他指的是《红高粱》、《菊豆》、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活着》),是那个时代的蓬勃的文学、全民的风气、从头来过的热烈氛围造就了我们,是时代给了巨大的荣耀。”(《张艺谋的作业》)

1990年代之后,这种支持慢慢消失了,中国电影,正是半明半昧的熊市,1990年代后半段,熊得更加明显,电影产业不能给创作者提供充分照顾,电影人在孤军奋战,当然这有助于保持独立性,但多少让人分心。和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支持、照顾相比,张艺谋有点太巨大了,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声誉,和他得到的智力上的、金钱上、人力上的支持,渐渐不太相衬,张艺谋曾形容导演的状态是“婆婆妈妈、拖拖拉拉、连滚带爬”。

也很难想象他曾面临困境,1995年的《有话好好说》一度被撤走投资,《我的父亲母亲》票房失利。 张伟平就出现在这段时间,他取代了文化支持,提供了商业支持。《英雄》出现,票房2.5亿,音像版权卖出1780万,中国的大片史由此开始。但这种合作,却是以张艺谋的创作方向发生变化、人生轨道变轨为代价。张艺谋作品中的文学色彩渐渐变淡,商业色彩渐渐浓厚。周晓枫在《宿命:孤独张艺谋》里说:“当时的张艺谋有种艺术家不管不顾的生蛮和凛冽。他不看市场的脸色,孤往绝诣,他的电影才能独特、纯粹而有力。后来,张艺谋的考量标准发生了变化,我想起他的妥协,遗憾又心痛。”

是啊,少年时代的我们,曾被“五部过硬作品”深深打动,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菊豆》《秋菊打官司》上映时,我们那个小城的年轻人们都曾倾巢而出,去电影院看这几个美丽又深重的电影。《英雄》和《十面埋伏》的时代,我们依然雪地排队,留下了为抢票挣掉衣服扣子的传说,但那些电影给我们的观感,已经发生变化。即便张艺谋最终再度“归来”,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已经发生变化。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,在某些关键节点上改变世界,张艺谋的创作方向,应该是需要改变的内容之一。

或许,一切都无法改变,十面埋伏的不是金钱,声声进逼的也不是商人,而是整个时代。猴子请来的是救兵还是灾星,一段相遇到底是劫还是缘,其实取决于时代,对于风头浪尖上的人来说,尤其如此。

腾讯网刊登此文仅为传达更多信息之目的,不代表赞同或支持其观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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